廉——推行清廉、勤俭有德。以茶敬客，以茶代酒，减少‘洋饮’,节约外汇。
美——名品为主，共尝美味，共闻清香，共叙友情，康起长寿。
和——德重茶礼，和诚相处，搞好人际关系。
敬——敬人爱民，助人为乐，器净水甘。
大约与此同时，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程启坤和研究员姚国坤在1990年6期《中国茶叶》杂志上发表的《从传统饮茶风俗谈中国茶德》一文中，则主张中国茶德可用“理、敬、清、融”四字来表述： 理——“理者，品茶论理，理智和气之意。两人对饮，以茶引言，促进相互理解；和谈商事，以茶待客，以礼相处，理智和气，造成和谈气氛；解决矛盾纠纷，面对一杯茶，以理服人，明理消气，促进和解；写文章、搞创作，以茶理想，益智醒脑，思路敏捷。” 敬——“敬者，客来敬茶，以茶示礼之意。无论是过去的以茶祭祖，公平是今日的客来敬茶，都充分表明了上茶的敬意。久逢知己，敬茶洗尘，品茶叙旧，增进情谊；客人来访，初次见面，敬茶以示礼貌，以茶媒介，边喝茶边交谈，增进相互了解；朋友相聚，以茶传情，互爱同乐，既文明又敬重，是文明敬爱之举；长辈上级来临，更以敬茶为尊重之意，祝寿贺喜，以精美的包装茶作礼品，是现代生活的高尚表现。” 清——“清者，廉洁清白，清心健身之意。清茶一杯，以茶代酒，是古代清官司的廉政之举，也是现代提倡精神文明的高尚表现。1982年，首都春节团拜会上，每人面前清茶一杯，显示既高尚又文明，‘座上清茶依旧，国家景象常新’，表明了我国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。今天强调廉政建设，提倡廉洁奉公，‘清茶一杯’的精神文明更值得发扬。‘清’字的另一层含义是清心健身之意，提倡饮茶保健是有科学根据的，已故的朱德委员长曾有诗云：‘庐山云雾茶，示浓性泼辣。若得长年饮，延年益寿法。’体会之深，令人敬佩。” 融——“融者，祥和融洽、和睦友谊之意。举行茶话会，往往是大家欢聚一堂，手捧香茶。有说有笑，其乐融融；朋友，亲人见面，清茶一杯，交流情感，气氛融洽，有水乳交融之感。团体商谈，协商议事，在融洽的气氛中，往往更能促进互谅互让，有益于联合与协作，使交流交往活动更有成效。由此可见，茶在联谊中的桥梁组带作用是不可低估的。” 两位专家还认为：中国的茶，“能用来养性、联谊、示礼、传情、育德，直到陶冶情操，美化生活。茶之所以能适应各种阶层，众多场合，是因为茶的、茶的情操、茶的本性符合于中华民族的平凡实在、和诚相处、重情好客、勤俭育德、尊老脘二甲苯的民族精神。所以，继承与发扬茶文化的优良传统，弘扬中国茶德，对促进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无疑是十分有益的。”
在此之前，台湾的范增平先生于1985年提出中国“茶艺的根本精神，乃在于和、俭、静、洁。”（《台湾茶文化论》43页“探求茶艺的根本精神”，台湾碧山出版公司出版。）范先生的茶艺根本精神，就是茶道的精神，也就是上述的茶德。虽未加以详细解释，但其含义仍不难理解，与前述几位专家的意见相去不远。 更早一点，在1982年，台湾的国学大量林荆南教授将茶道 精神概括为“美、健、性、伦”四字，即“美律、健康、养性、明伦”，称之为“茶道四义”。其具体解释如下： 美——“美是茶的事物，律是茶的秩序。事由人为，治茶事，必先洁其身，而正其心，必敬必诚，才能建茶功立茶德。洁身的要求及于衣履，正心的要求见诸仪容气度。所谓物，是茶之所属，诸如品茶的环境，的器具，都必须美观，而且要调和。从洁身、正心，至于环境、器具，务必须知品茗有层次，从层次而见其升华，否则茶功败矣，遑信茶德。” 健——“‘健康’一项，是治茶的大本。茶叶必精选，劣茶不宜用，变质不可饮；不洁的水不可用，水温要讲究，冲和注均须把握时间。治茶当事人，本身必健康，轻如风邪感冒，亦不可泡茶待客，权宜之法，只好由第三者代劳。茶为健康饮料，其有益于人身健康是毫无疑问的。推广饮茶，应该从家庭式开始，拜茶之赐，一家大小健康，家家健康，一国健康，见到全体人类健康；茶，就有‘修、齐、治、平’的同等奥义。” 性——“‘养性’是茶的妙用，人之性与茶之性相近，却因为人类受生活环境所污染，于是性天积垢与日俱加，而失去其本善；好在茶树生于灵山，得雨露日月光华的灌养，清和之气代代相传，誉为尘外仙芽；所以茶人必须顺茶性，从清趣中培养灵尖，涤除积垢，还其本来性善，发挥茶功，葆命延所，持之有恒，可以参悟禅理，得天地清和之气为已用，释氏所称彼岸，可求于明窗净几之一壶中。” 伦——“‘明伦’是儒家至宝，系中国五千年文化于不坠。茶之功用，是敦睦耸关系的津梁：古有贡茶以事君，君有赐茶以敬臣；居家，子媳奉茶汤以事父母；夫唱妇随，时为伉俪饮；兄以茶友弟，弟以茶恭兄；朋友往来，以茶联欢。今举茶为饮，合乎五伦十义（父慈、子孝、夫唱、妇随、兄友、弟恭、友信、朋谊、君敬、臣忠），则茶有全天下义的功用，不是任何事物可以替代的。”（蔡荣章《现代茶艺》200页，台湾中视文化公司，1989年7版） 此外，台湾的周渝先生近年来也提出“正、静、清、圆”四字作为中国茶道精神的代表。（周渝：《从自然到个人主体与文化再生的探寻》，《农业考古》1999年2期） |
